2014年7月，韩国民众欢迎习近平访韩，并打出“钓鱼岛是中国的土地”的横幅。作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韩国也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别类皮书之列。不过，其销售呈现明显的地域性：《韩国》、《朝鲜》、《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山东畅销。而西南省份很少有人买《朝鲜》、《韩国》。 （CFP/图）
在12年的出版周期里，被定位为“学术基础书”的144卷《列国志》，在政商界的影响远远大过在学术界的影响：
《科威特》分册出版，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采购2000本送给科方合作机构；
《乌克兰》分册被驻当地中国国企当作培训教材，分发给中层以上干部；
在中东经营小商品市场的浙江商人最爱《中东非洲黄皮书》，从第一本到最新一本，全部买齐，因为做生意要“评估风险”；
目前《泰国》卷是列国志丛书的销售冠军，原因是“泰国最近比较乱”。
以后，浙江商人不用再背着厚厚一本《中东非洲黄皮书》，只要上网，就能查到黄皮书涵盖的信息，甚至更多。
2014年6月9日，社科文献出版社列国志数据库上线，其数据来源于该社国别国际类出版物：144卷《列国志》丛书、逐年出版的国别/国际问题蓝皮书、国际问题类学术著作、论文、文献资料。据称，以这些出版物为基础，列国志数据库将覆盖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和主流国际组织。
为了方便不同专业领域的使用者，这个“巨无霸”数据库将下设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中国与世界等专题库。
任何人付费后——购买阅读卡或者使用各种快捷支付手段，都可以调看列国志数据库运营部主任王燕和她的同事们制作的数据。相比其他数据库，列国志数据库的价格略贵。一篇三千余字的《菲律宾共产党的历史、现状》定价3元，《苏东党章演变对苏联解体影响》定价5元，不可复制，但可重复浏览。
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以日本为例，说明列国志数据库的体量，“除了《列国志》日本分册、每年出版的日本蓝皮书、日本经济蓝皮书，中日历史问题研究丛书，我们已经出了超过100种。南京大屠杀问题、日本遗孤问题、日本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国内最权威的研究成果都在我这，我还有一套日本译丛，是日本学者写的。”
1997年，谢寿光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调入社科文献出版社，成为该社第23名员工。那时社科文献出版社一年出版百余本新书，其中半数是合作出书。现在，谢寿光手下有320名员工，平均年龄34岁，有博士、博士后学位的专业编辑超过一半。出版社一年出版新书1500余部。
体现“导向”的莫过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库。该库数据来源之一是“社科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翻开2013到2014年度的《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各章节标题都极具威慑力：洞悉资本主义新特征，把握斗争主动权；驳斥历史虚无主义，澄清几个历史问题；认清“普适价值”的本质，绝不放松意识形态斗争……王燕曾在“黄皮书”中看到研究西方准宗教组织共济会的文章，说，“非常有意思”。
“我不区分‘左的’、‘右的’，只要是严肃的学术出版物，都出。”谢寿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1993年《列国志》丛书拟议出版到2014年列国志数据库上线，20年间，中国的“列国观”发生了变化。
把这支队伍稳住
1998年，调任社科文献出版社不满一年的谢寿光开始游说当时的社科院科研局局长黄浩涛启动列国志项目。此前五年，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绳在社科院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或几个国家为一册。”科研局分两步走：由中国社科出版社组织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完成后，再编写列国志。“简明国际百科”陆续出了七八本，“列国志”暂无下文。
1998年的形势跟1993年有了很大不同。如果说1993年“列国志”只是工具书，到了1998年，由于正在进行中的WTO谈判，“世界各国”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十数家出版社跃跃欲试。其中就包括谢寿光的老东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曾交办谢寿光筹划一套介绍世界各国的通俗读物：由出版社编辑到各驻华大使馆收集资料，自己编写。当时，国别通俗读物是出版界的主流想法。日本大宝石公司、英国DK公司（Dorling Kindersley Publishers Ltd）的汉译旅游丛书纷纷上市。但谢寿光想做的是学术性的国别研究丛书。他用一句话打动时任社科院科研局局长黄浩涛：“上这个项目，能把这支队伍稳住。”当时，“这支队伍”流失严重——社科院国际学部研究“冷僻”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找不到课题，纷纷转行。
立项报告打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李用毛笔批复：此项目该上，请佳贵同志（时任社科院分管国际片副院长陈佳贵）担任编委会主任。
有了尚方宝剑，《列国志》丛书被列为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次就拨给我们了二百九十多万元（每本研究经费合2万元），这对当时的社科院来说，绝对是大手笔。”谢寿光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院重大项目”分到国际学部各个研究所的时候处境不一。《列国志·法国》作者吴国庆记得，当时欧洲国家大部分交给了他所在的欧洲所。但欧洲所当时真正有语种研究的国家只有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由西班牙兼搞，一些北欧国家是附带弄的，通过英语获得一些资料。”其余“小国”则“甩给”了世界历史所。
2010年，《列国志》丛书对外宣称出齐，一个国家被落下了：朝鲜，只能等全套丛书二版修订时再补齐。
黄金时代，然后……
“在国外，这种书是学术大家写的。”列国志编辑室主任张晓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下，编著《列国志》一类的书，属于基础研究，不算学术成果。
谢寿光的说法是，胡绳在建议编写《列国志》的同时还提出过“大家写小书”。《列国志》的作者中有没有“大家”？他毫不犹豫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太多了。我们中国研究德国最著名的学者，叫顾俊礼，研究法国的吴国庆，都是我们的作者。”
从1959年参加外交工作算起，吴国庆见证了中国国别研究的大部历史。他是中国派到柬埔寨学柬埔寨语的第一人，后在中国驻柬使馆做翻译。1961年，诺罗敦·西哈努克的三位王子到中国学习，吴国庆陪同回中国一年多。当时，周恩来提出“不仅要发展大国语言，也要发展小国语言”，吴国庆就到了外语学院当柬埔寨语教员。1960年代，外交部、广播学院、总参、靠近边境的省份都需要小语种人才，但小语种起伏比较大，“关系好的时候需要人，关系不好的时候就不需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柬埔寨语专业隔几年一开班。亲美的郎诺集团发动推翻西哈努克政权的政变后，吴国庆觉得教柬埔寨语“没意思”，重新捡起法语。
1970年代末，外交部元老、中国驻欧共体大使宦乡调入社科院任副院长。在宦乡筹划下，社科院成立了世界政治研究所。不久，世界政治研究所和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并，“世政所”下设的美国组扩充成美国所，日本组扩充成日本所；欧洲组扩充为西欧所；苏联组扩充为苏东所，东南亚组并入世经所。随后，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的西亚非所、拉美所，北大的亚太所也划归社科院。
《列国志》和“列国观”
1980年代，中国的国别研究进入黄金时期。吴国庆5次到法国调研，短则三个月，长则八个月，其中三次都是在1980年代。宦乡布置吴国庆研究法国的公务员制度、议会制度、政府结构。“当时，我们国家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借鉴国外经验。”1983年，吴国庆参加了于光远主持的“政府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
1983年，吴国庆第一次到法国，任务之一是“了解法国中产阶级”——1981年5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五届总统，中产阶级在总统竞选的投票中起了关键作用。
吴国庆在《列国志·法国》卷写道：法国有三大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他知道，这个观点“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一定同意，共产主义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清晰的阶级划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何来中产阶级？但“研究无禁区”。
1988年，吴国庆第二次到法国，研究法国的劳资关系、总统选举、基层投票。但198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国别研究逐渐遇冷。
出访秘笈+培训宝典+风险报告
在《列国志》丛书12年的出版过程中，谢寿光对中国国别研究做了一次普查：中国研究日本的学者，粗略地统计接近千人，美国更多。但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与中国研究美国的学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对称。前者少而精，后者低水平重复。“我可以很不客气地说，真正了解美国历史和现状的学者，在中国不超过50个。”
俄罗斯方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每年发布俄罗斯蓝皮书，重点锁定中俄关系和上合组织。东欧室专门研究东欧转型。除了北京和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国内的俄罗斯研究重镇还有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
对朝鲜半岛、东北亚的研究，除北京之外，吉林、沈阳的一些高校实力也不弱；拉美研究，当推北京大学；非洲研究，浙江师范大学是后起之秀；中东研究，西北大学、宁夏大学已经成为社科院中东所的重要补充；韩国研究，山东大学威海学院很强；东南亚研究的重镇有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华侨大学、广西社科院……
《列国志》丛书的读者市场，与高校国别研究的地区优势类似，社科文献出版社学术传播中心主任刘德顺主注意到，《列国志》丛书和国别蓝皮书销售也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中国的西南省份很好卖；《朝鲜》、《韩国》、《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山东畅销。“反过来说，西南省份很少有人买《朝鲜》、《韩国》。”与《列国志》丛书相比，国别类皮书更“专业”，但购买国别类皮书的大户是私营企业主。“中东、非洲的皮书在浙江特别好卖”。
被定位为“学术基础书”的《列国志》，在学术界影响远没有在政商界大。“这十几年中，国家及部委领导人出访，调阅对象国的资料，《列国志》往往成为首选。”谢寿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谢寿光曾在浙江萧山机场书店看到私营企业主购买“社科文献”出版的中东非洲黄皮书。在中东经营小商品市场的浙江人说，自己从第一本中东非洲黄皮书到最新一本全部买齐了：“我最关心他们政局变化，我有什么风险。以前我求人做个报告，要花几万块钱。”
“回流”现象更有趣：有些国外驻华使领馆外宣部门把《列国志》作为礼物回赠中方，“他们编写材料介绍自己的国家，还要译成中文，并且不见得适合中国人阅读。我这个是专家撰写，为中国人定制。”谢寿光说。
目前，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国别类皮书仅覆盖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美、日、韩、欧盟、东盟、缅甸、柬埔寨、越南……日本有两本，一本日本蓝皮书（偏重政治）、一本日本经济蓝皮书。“我们有专门的‘皮书学术评审委员会’负责皮书质量把关，确保把数据重复率控制在15%之内。”社科文献出版社全球编辑室主任高明秀说。
“中国国别研究的现状已经赶不上实际的需要。在非洲，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市场布局远远走在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前头。”社科院亚太所副研究员周方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以前我们的国际关系主要集中在‘周边’跟‘大国’，现在我们是全世界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国别研究的需求在急剧增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认为：中国外交的重心应当适度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列国志》丛书编辑室主任张晓莉统计的《列国志》销售表，一定程度上支撑牛新春的论点：销售好的《列国志》分册除了大国、周边国家，最让人意外的是一些“小国”。
“《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会成为他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苏联解体前对波罗的海三国没有太多的史料，但我们社科院‘苏东所’一直有专家在研究。”谢寿光说。
“《阿联酋》现在是出第三版，但你现在搜，只有他写过，就没有其他人写过。”张晓莉补充。
《阿联酋》作者黄振历任中国外交部翻译处阿拉伯组组长，中国驻也门大使二秘，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驻叙利亚大使馆一秘、参赞等；《波罗的海三国》的作者李兴汉，退休前是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1991年前，他主要研究苏联对外政策，1991年后，转而研究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
国别研究“集体性失明”
《泰国》卷是《列国志》丛书的销售冠军。书的作者周方冶说：“（《泰国》）卖得好，很可能是泰国最近比较乱。如果其他国家乱起来，也可能卖得好。”
在周方冶看来，过度应急是国别研究的悲哀：出了事儿大家一起围观，低水平的观察、评论重复列举，不出事不重视。
2002年，周方冶到亚太所工作。恰逢所内一位尼泊尔问题老前辈从副研究员的职称上退休。退休前，老前辈冷板凳坐了几十年。2001年，尼泊尔共产党在与政府军的对抗中声势渐起，尼泊尔一下成为热点。老前辈十几年前的著述纷纷得奖。
“在中国做国别研究，第一不容易出成果，第二大家不是很关心。媒体上报的都是大国关系、热点问题：气候变化、能源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在现代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工作过十几年，据他观察，国内的美国研究大多集中于美国能源问题、气候问题、亚太政策、中美关系……专注于美国国内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
除了中国速度带来的压力，现实政治版图的变化，对国别研究也有影响。
欧盟成立后，吴国庆所在的欧洲所不再以国别划分，取而代之的是欧盟经济、欧盟社会文化、欧盟政治……很多课题由欧盟提供资金。研究人员被课题牵着走，“我遇到过，有人研究法国几年，就去搞世界性的课题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学者建立起对对象国家的基本了解至少需要十年、八年。“现在年轻人一本外文书能不能坚持看完，都成问题。”吴国庆说。
各研究机构越来越趋同。以前侧重基础研究的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也慢慢转向政策研究、热点研究。
“过去，社科院在国别研究上占据绝对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院内相对宽松的科研氛围。高校搞国别研究的学者早就被急功近利的评价体系压得喘不过气来了。”社科院亚太所副研究员周方冶说。
近几年，社科院的评价体系也在发生变化。像周方冶一样的青年学者，不得不转而研究更容易发表论文和获得课题资助的国际战略研究。对学者来说，无论从学术环境，还是从“风险评估考虑”，放弃国别研究都是理性选择：国别研究可以证伪，对某一国家局势的预判在几年甚至几十天里就会被验证准确不准确；战略研究没有风险，“说了也就说了”，很多判断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现实。
然而，抽离了国别研究的国际战略研究，充其量是沙上城堡。
“中国战略研究一大半不合格，做得好的大约是资深记者的水平。”外交学院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以达尔富尔事件为例，“美国人掌握的情况具体到叛军领导人有几个人，他们分别的家庭背景、有几个老婆。当地武装力量分属什么部落、财政来源、当地的食物、道路……目前国内发表的关于达尔富尔的研究大多为科普性的。”
“国别研究需要真正的专家而非‘大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恰恰缺少专家……中国的国别问题专家就少之又少，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又难以立足主流，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牛新春以中国学界对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预测为例，说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集体性失明”。
100个国别研究中心和426个智库
2011年下半年，《列国志》改版被提上议事日程。再版预计出齐“联合国承认的所有主权国家”，“小国8万字就可以出，大国不超过40万字”。百科全书的框架不变；除非作者有新见解，历史部分基本上不修订；删除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领域的旧数据，增加最近10年数据，其中，经济方面的改动将最大。
事实上，从立项起，经济和外交就是“列国志”的第一推动力。王燕对列国志数据库的现有数据进行学科分类，发现经济和外交类的数据最多。
这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吻合。“日本对东南亚研究在1970、1980年代发展迅速，跟日本在当时加大对东南亚投资有直接关系。”周方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他同时强调，如果把国别研究比喻成完整的肌体，经贸方面的需求只是皮肉。国家的战略安排才是骨架。
“中国正从地区大国向国际大国转变。国别/国际研究怎么做，国家安全委员会层面应该做出战略布局：哪些是战略支点国家，哪些是通道节点国家，哪些可能成为我们的对手或朋友，应该有通盘考虑。”周方冶说。
国家的战略布局从下面一组数字可略见一斑：
在教育部网站上以“国别研究”、“地区研究”、“国际研究”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214条信息，其中一部分是高校的工作简报。简报中频繁提及高校的国别研究热与“积极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十八大‘走出去’战略”的关系……
2013年1月4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当时的司长张秀琴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谈道：中国已有25所高校建立了37个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据说，未来几年，高校系统的国别/区域研究中心将扩展至100个。南方周末记者试图联系教育部相关机构，查证这一数字是否准确，并询问目前教育部对于国别研究的发展规划，得到的答复是：“正在规划中，暂不方便向外界透露。”
2014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其中美国智库最多，有1828家，中国以426家次之。其中，社科院位列“非美国的全球顶级智库”第九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入前100名。
大多数中国智库成立于最近几年，2013年4月，习近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智库”变成热词，“甚至商业咨询公司也纷纷以智库自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王辉耀有在中国商务部和哈佛大学的工作经验，他所供职的智库成立于2008年。
“国家总在发展”
也是2008年之后，吴国庆搜集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以前他了解法国信息主要靠国家图书馆和社科院欧洲所进口的图书。“书的出版周期加上采购周期，到我手里往往需要三五年，新数据变成旧数据。”
2008年，吴国庆学会了上网。现在，吴国庆每天上网看法国的最新动态，看到有用的数据、图表马上下载。他惊诧于法国的信息公开程度。“按理说军事应该很机密。2013年3月，法国在互联网上公布了《安全和国防白皮书》，同年8月又公布了《2014-2019年军事规划法》。”这些信息都被吴国庆增补进2014年《列国志·法国》第三版中。1934年出生的吴国庆现在常跑北师大的校内印刷点，把他从网上下载的资料装订成册，“特便宜，一本书也就七八块。”现在他基本上不要工具书。
“你别看马耳他那么小，材料也很公开，什么都有。”吴国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从网上迅速了解这个国家。
2013年初，吴国庆写了三份材料，交给社科院上报。第一份材料关于法国社会党的新党章，“其中民主化举措，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第二份材料写法国高官的财产公布政策；第三份关于法国政府成员的道德宪章。“听说都没有报上去”。
吴国庆很乐观：“国家总在发展。法国每一个当政者都有改革口号，1970年代以后，政治人物不提改革的口号，就上不了台。”
从2003年初版到2013年三版，《法国》分册一直是《列国志》丛书的样板。为了介绍真实的法国，吴国庆所有数据尽量拿到最新的和最权威的。国内有学者撰文：资本主义末日就要来临。吴国庆专门在《国民生活》一节开列法国二战后的恩格尔系数和1990年代之后的基尼系数，来实证这种提法的谬误。
与吴国庆一样，谢寿光也有一套雄心勃勃的计划。他的中期目标是希望借列国志数据库，建立起对出版社“库存”国别信息的长期修订机制；远期目标是培养自己的国别研究队伍。“到那个时候，出版社不仅仅是出版商，而且是学术资源的整合者。”
“列国”数字
426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显示，中国有426个智库，数目仅次于美国；
144 《列国志》丛书分为144卷；
128目前中国是全世界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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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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